法名宏悟，別號韜光，又號一吼堂主人、三求堂主人。福建古田人。清光緒二十二年(1894年)，於福州鼓山湧泉出家，禮莆田梅峰光孝寺增西為師，翌年從妙蓮和尚受具足戒。先於天寧寺冶開處學禪5年，後從天童寺寄禪參禪6年，並遍參通智、諦閑、祖印、慧明、道階諸大德，得法於寧波七塔寺慈運，傳臨濟正宗第四十世。旋又得法於福州雪峰寺達本，傳曹洞正宗第四十六世。曆任寧波福州天童寺、福建雪峰崇聖寺、鼓山湧泉寺、法海寺、林陽寺、古田極樂寺、泉州大開元寺，馬來西亞檳城極樂寺等名刹方丈。宣統元年(1909年)在寧波接待寺創辦佛教講習所。民國3年(1914年)任中華佛教總會參議長。同年讀永明、蓮池著作，遂深信淨土法門，改一吼堂為三求堂，禪淨雙修。民國18年，與太虛共同發起組織中國佛教會，被推選為會長。民國 24年秋，創立上海圓明講堂。1953年6月，被選為中國佛教協會首任會長。
圓瑛大師在少時便聰穎絕倫，記憶力特強，一目十行，有神童之稱。十四歲時，讀四書五經，背誦如流，每試皆名列前茅，深受老師與同學的讚賞。然世事無常，大師目睹清廷腐敗，列強入侵，深感明心見性，普度有情乃人生真諦，決定投身佛門。於是浩瀚的佛門叢林中，又多了一位才華橫溢的出家人。
大師29歲那年，在天童寺禦書樓。與太虛大師結為盟兄弟。當時，他手撰的盟書，皆文采可觀，盟書文曰： 夫綱常之大，莫過於五倫，而兄弟、朋友，乃五倫之二也。世有生無兄弟，以異姓結乎足之親，分列友明，高盟考腹心之托。即如桃園結義．管鮑通財，同安樂，千載鹹欽義氣。而吾儕身居方外，跡脫塵中，雖曰割愛辭親，尤貴揖師處友，然有善者焉，有惡者焉；善者固可有益於身心。惡者難免轉妨乎道業。悟自投身法苑，訪道禪林，聽見同胞如許，求其如第之少年聰敏，有誌進修者，亦罕逢其匹也。
大師的才思在詩文上也常有表露，且詩意深遠。留下如“飄然瓶缽訪高賢”，“毒龍未製且安禪”等著名詩句讓後人誦唱。大師接任寧波水寧寺住持時，與水月法師論詩而作：
永寧蘭若傍城南，風月一簾助夜談。
剪燭聊吟猶未已，隔牆晨磬動鄰庵。
詩中意境與“鳥宿池邊樹，僧敲月下門”有著異曲同工之妙。在盛夏時聞之，讓人生清涼之心。
在天寧寺參禪期間，他曾寫一首名為《常州天亍寺定後口占》的七絕，詩中自述定後體會道：
征心歇後幻心融，內外根塵色即空；
洞徹靈明無掛礙，幹差萬別一時通。
幾年以後，義在天童寺吟成《寧波天童寺定後口占》一首，述為：
山窮水盡轉身來，追得金剛正眼開；
始識到家無――事，涅樂生死絕安排。
詩中禪味撲麵而來，發人深省，氣勢磅礴，有如獅吼。
他不但精通性相，兼善詩文，且精於書法，大師儒學功底深，詩文並茂，字有顏筋柳骨，筆如屯飛的特點。有來求墨寶的，他一一書贈結緣。寺內粹位疏表，俱出於大師手筆。有位施主，偶見佛事牌位書法高超，要求知客師侍佛事圓滿後，這個牌位準許他們將此帶回家中，留作紀念，供作兒孫輩學書範貼。大師書法為人推崇，可見一斑。
有人說文如其人，有人說字如其人。大師的詩文呈現廠他博大的胸襟，修禪的苦心，也為後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。
1931年，“寺產興學”事件餘波蕩漾，風波再起。這時有一位中央大學教授，是美國哥倫比亞太學教育碩士，回國在中大任教。他提出了四項主張――“打倒僧閥，解散僧眾，書撥廟產，振興教育。”大師出麵奔走，全國各地佛教團體通電呼應，這件風潮才逐漸幹息下來。這年夏天，長江水災為患，蔓延數省，不辭辛勞的大師為籌募賑災款項又忙了一十夏天。秋天，“九ⷤ𘀥…뢀事變，東三省淪陷，他通告全國佛教團體，建護國道場。
1937年正月，他接任鼓山湧泉寺住持。是年七月，盧溝橋事變爆發，繼之上海八一三戰事開始，六師積極投入抗戰救廣的行列，號召蘇滬地區的僧侶青年，組織僧救護隊，參加戰地救護工作。救護隊以卡車運載災區難民及戰地傷兵，運送到上海的各收容所及醫院中，救護隊在戰地工作兩個多月，隻陣亡幾名隊員。上海淪陷後，大師帶著救護隊隨軍撤退，由上海、南京到達漢口，繼續從事救護工作。
他曾撰一幅對聯以表達他的心情：“出世猶垂憂國淚，居山恒作感時詩。”
1939年秋，大師在上海圓明講堂成立蓮池念佛會，正在這時，忽然外麵闖進幾十個日本憲乒，把他抓進日本憲兵司令部。麵對如虎如狼的憲兵，大師臨危不懼，借三昧定力之功，攝心入靜，一心念佛，並且進行絕食抗議。結果憲兵無奈，迫於社會輿論，又礙於佛教人士，隻得釋放了他。釋放以後忽有日僧來訪，請他出任“中日佛教會長”，大師借口老病，婉言推辭，從此閉門斂心，開始了《楞嚴經講義》的撰著。
解放前夕，大師在香港、新加坡等地的弟子，都紛紛函電催他速離上海，飛往西洋。有的還專程來勸駕，對他說：“不要舍不得圓明講堂，到了南洋，我們給你造兩三個比這還大的圓明講堂。”可是，大師明確表示：“我是中國人，生在中國，死在中國，決不他往。”
大師堅貞不屈，堅持了民族氣節，受到各方的欽仰；他以一文弱之身，抗強敵之勇氣讓眾人折服。解放後，他又團結全國佛教界積極擁護新中國，號召佛教徒參加沮國的建設。他不愧是一位愛國壬義的楷模，是位愛國愛教的高僧。
大師畢生致力於佛教組織工作，深感中國佛教界如不加強團結，結集於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內，對內對外都將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。大師曾擔任過七屆中國佛教會的主席和理事長。解放後，他又與趙樸初、虛雲、喜饒嘉措、巨讚、陳銘樞等共同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。
大師一貫主張振興佛教，軟化眾生，首先應接受良好的正規教育和訓練。1909年初住持寧波接待寺，除改建寺院規模，整理寺務外，還創辦了佛教學習所。後來到南洋檳榔嶼創辦了檳榔佛教研究會，回上海後又創辦了圓明講堂，設立楞嚴專宗學院，海內外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賢不少出於其門下。在這些事務中，分明能捕捉到大師高瞻遠矚、虛懷若穀的氣韻。
大師兼通禪教，尤精《楞嚴》，被譽為“楞嚴獨步”。一生演教講經，法席遍於海內外，寧波、上海。杭州，揚州、南京、北京、天津。廈門，福州、潮州、長沙、武漢芹遠及台灣、香港、新加坡、檳榔嶼和印尼、蘇門答臘的棉蘭、日本、朝鮮等地。所講經文，均深入淺出，博得聽眾的極大讚揚。講經之處，常座元虛席。為後人遺留的著作有《愣嚴經講義》。《大乘起信淪講義》、《一吼堂詩集》，《一吼堂文集》等近二十種，後台編為《圓瑛法匯》行世。
大師盛名聞於叢林，各地名山古利爭相邀請他住持。
佛教曆史名利，如福州崇聖禪寺，寧波七塔報恩禪寺、天童禪寺，福州鼓山湧泉禪寺，福州瑞峰林陽寺，以及南洋檳榔嶼極樂寺等，經大師進山以後，都是規模煥然一新，清規整肅，海眾安和。他住持天童寺時，曾提出“十二不”的條件對眾宣誓：即不貪名，不圖利，不營私，不舞弊，不苟安，不放逸，不畏強，不欺弱，不居功，不卸責，不徇情，不背理。這可以看出大師實在具有古德住山的崇高風格。所以當他住持天童寺時，有人不慎失火，天王殿等許多建築俱焚毀時，旁人以為很難修複，但大師信心極強，並得到寺中兩序大眾和十方檀信的協力，很快地修複，而且比前尤為壯觀。大師住持的業績，在國際佛教學者的眼中，也是很受尊敬的。如1929年，大師初住福州雪峰寺，適日本著名佛教學者常盤大定博士到山訪問，經過彼此詩偈的唱和。常盤博士深為佩服，並在《中國佛教史跡踏查記》中，記述大師的印象說：“圓瑛和尚率徒七、八人為一團，隨眾和尚苦概為青少年，我看他年一定會從此中湧現出優秀人物的。和尚很有骨氣，一見有豪傑之風芹富有經理大眾的才幹。”可見他對大師的推許和敬仰。
1953年，大師76歲時圓寂。一代高僧離開了我們，且讓我們聆聽他遠去的足音。他彌留下來的精神財富，必將成為我們探尋佛法真諦的引路石。
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在圓瑛大師圓寂三十周年時，曾如此評價圓瑛大師道：“……領導群倫。作大佛事，維護和平。飛錫彌天……”
本文到此結束，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呢。
